但是，立足于黔中王门地域学派产生和形成的立场进行历史性分析，则席书与阳明的相互默契配合，各自发挥自己的政治身份地位和学术影响优势，更重要的则是以因缘聚合的方式催生了早期心学地域学派破天荒般的产生。

人的行为是否有德，是天降灾难或福气的依据。【84】权倾朝野、显赫一时的商鞅，满门抄斩，身败名裂。

在此基础上，通过行为善恶与结果福祸之间的因果关联，对人的行为也具有评价作用。据考证，报应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汉书·刑法志》【7】，其内容是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惟天降灾祥，在德【52】。孟子也发现，伟人成就伟业之前都有经历患难的规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三）审判的对象、范围，是人间的一切人和事 不仅普通人的言行善恶，需要接受天的审判管辖。

果不其然，后岁余，延年以诽谤弃市【70】。儒家报应论中的天法就是赏善罚恶，具有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要素，在法理学中，属于法律规范范畴。此一体不容已宛若基督宗教之圣灵，成为绾接心学讲学活动所构成的性命共同体的纽带。

我们必须追问，导致上述转变的冲动，在何种程度上自相矛盾地依赖于固有的思想渊源？其间又有何种文化模式一直未遭破坏而得以存续下来？15张灏、王汎森等学者对传统思想在近代中国人自我人格与心态塑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已有深入阐述。66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载《梁启超论儒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7页。更为重要的是，谭嗣同还进一步指出，孔子与耶稣之学均有赖于组织学会，有赖于联大群，合数千万人以为朋友。王淑琴：《君臣友朋，相为表里：何心隐友朋思想论析》，载《管子学刊》2016年第4期。

宁可半载不近房室，而不可一日不见友朋。在《与艾冷溪书》中，何心隐又提出达道终属于朋友的观点。

社会生活的孤立化、原子化所造成的孤独的人群，现代社会组织官僚化、形式化，人际关系的物化、去个人化所造成的铁牢笼，个体与经济及政治的疏远所造成的异化，个体丧失了与他者可靠联系所造成的失序（anomie）等等一系列所谓现代性的隐忧现象，89成了现代个体挥之不去的梦魇。家累所牵身家之累的说法已经见于王阳明的书信中。44王守仁：《稽山承语》，载《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40，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5页。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

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有共同的基调，即批判中国传统的家。心学一系这种亲密无间的一体之仁的观念已彰显出仁之无所不通性，邹东廓、罗近溪、耿天台、方本庵均提出通天下为一身的说法。但是在信中，白沙倾诉衷肠称寻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绪无欢。80孟真：《万恶之原（一）》，载《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第127页。

75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载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席间，胡汉民抛出了著名的三问：一问姓的问题。

30查毅斋甚至称苟为性命之心诚切，则于朋友真如鱼之于水，一刻亦不可离。与朋侪酬答，非此学不谈。

70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载《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册，第79—87页。26董沄：《丙戌除夕》，载钱明（编校整理）：《徐爱 钱德洪 董沄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在传统五伦中，夫妇、父子、兄弟均属于家庭一伦，其余二伦亦是由家庭一伦类推而得，故有拟君为父、拟朋友为兄弟的说法。圣人之志……其心心念念，以天下为一家而不计自己之家。60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7页。其《春秋董氏学》将仁爱划分为上中下三大级，其中，鸟兽、昆虫无不爱方是仁爱的上上等级。

②赵妍杰：《为国破家：近代中国家庭革命论反思》，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在家之外，个人成了狭隘的个人主义者，完全不具有公共意识。

于是救亡图强者将对家的忠诚转为对国家的忠诚，从而走向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之路。29重视自立、自主、自觉、自悟的心学家却又同时重视友道与讲会，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20王龙溪晚年仍栖栖遑遑，辙环天下，流连于讲学之所而欲罢不能。48杨起元（撰）、谢群洋（点校）：《证学编》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男子以天地四方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赵金刚：《何心隐友伦诠释的哲学维度及其现代意义》，载《哲学动态》2022年第4期。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589页。泰州学派传人邓豁渠长期云游四方，父亲去世，女儿已过适婚期，45友人强迫他还乡。

惟有打破身家之私，心灵才能常活而无限。15［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颜世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友道的高涨，最终在心学一系中酝酿出为出家辩护的声音。34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4—458页。

28 交友、结社以求道的呼声也日趋高涨。72五伦中只有朋友一伦不失自主之权，自主之权本是一种有关国家主权、政治自决的观念，73被其转换成一种修身要求，与此相关，传统儒家的天地位、万物育的天道已被能自主者兴，不能者败这一物竞天择的新天道取代。

金耀基在《个人与社会——儒家伦理范典的特性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问题》一文中称，儒家尝试超越以杨朱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与以墨子为代表的集体主义而走第三条路，即修齐治平之路。前者是国家主义，后者是世界主义。22追求自得之学、为己之学的白沙乃至有出家的冲动。罗志田：《重访家庭革命：流通中的虚构与破坏中的建设》，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第79—84页。

其守岁诗云：南渡江来乐有余，广堂守岁即吾庐。6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2页。另见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载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第69—117页。

与进步概念相联系的是技术官僚的控制与生产力的观念，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控制能力与日俱增，经济增长承载着救赎的希望，现代科技则为人类新世界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硬件支持。概言之，这取决于：第一，重新连通家（私域）与社会（公域）之间的良性互动。